下面是我在去年11月写的一篇书评，当时未公开发表。

最近，杨继绳先生的《三十年河东》出版了，了解了他探讨三十年政治经济改革历程的思路后，我没有想到类似题材的《激荡三十年》，反而是想起了《跌荡一百年年》中的诸多情节。中国经济的前100年与近30年，既一脉相承，又遥相呼应。每次看到历史的重演，总让人唏嘘不已。

1978年以来，经济建设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时代主题，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家的成长，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三十年间，中国商界演绎了一部激昂的成长史。吴晓波的上一本专著《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无疑是重现这段历史的最佳著作。

整理完这三十年历程，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被提了出来：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很多独有特征，包括国企的一系列变革改制、民企的无中生有到发展壮大、企业家的草根创业和各种浪漫主义情怀、经济和财富惊人的高速增长……等等，它们从何而来？

我曾经狭隘地认为，在经历了国难、割据、抗战、内战、改造、内乱后，我们经济和商业的复苏，是一种全新的、与过往无关的复苏，而以上诸多特征的出现，是由我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管理理论碰撞所产生的。

幸而，我们有吴晓波。

他明智地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企业问题，自洋务运动开始就开始出现并至今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商人，发扬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并持续地影响到现在的企业家们。

为此，他查阅史料、走访故人、探查旧地、深入思考。于是就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

作为一部商业史，它是革命性的。不仅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广阔时间跨度和细致描绘程度的中国商业发展编年史，还因为它作出了两个卓越的贡献：

一、重塑中国商人历史形象

在很多年的主流宣传后，我们对商人的印象无外乎以下：清末的买办，是协助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中国人民的走狗；民初的大商人，是通过垄断进一步压榨百姓的官僚资本主义者；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人士，是软弱不坚定的，是我们既要联合又要斗争的对象。同时，我们的近代史上，关于商业和商人的内容也一直可有可无，处于一个尴尬的灰色地带。

然而，通过吴晓波先生的论述，我们知道了这只是片面的认识。从清末洋务起，中国的商人就一直有着积极进步的一面，有着爱国救亡的一面。只是商人的本性，让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动乱中，保持着极度的谨慎和理智。为了保全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他们保守；但一旦国家和大局有需要，他们也总是义无反顾地成为先进力量，为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只是这种贡献往往不为常人所能理解。事实上，正如吴晓波在前言提到，这种奇怪的误解持续至今——在5•12地震后，各界人士的援助都受到了大家热忱地感激，而大企业的捐助却没有让民众满意，即便在实际数额上达到总数的一半。这种奇特的大众心理，既值得进一步研究，也值得我们自己深思。

无论如何，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无数完整的商人，他们既会为了利益而选择保守，维持旧秩序，又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积极行动、呕心沥血，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历史不应该将他们遗忘，也不应该将他们作为“第三等人物”。而这本书，至少公正地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

二、指出当前问题的历史传承

吴晓波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一定是个快乐的过程，因为我仅仅只是阅读它，就因为其中无数的发现和观点而惊叹。

在没有了解之前很难想象，三十年来我们所碰到的绝大部分问题，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出现，并且其起因、结果、本质，在一个世纪以后仍未发生改变。

国企的权责利问题、绩效问题与腐败问题、政府主导的垄断经营的利弊、竞争力与科技的关系、股份制改革与股权分配、民企的发展方式与市场开拓方法、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行业自律与法制健全的必要性、与外企竞争的低价路线……

所有这些我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今日津津乐道的经济发展核心问题，在这个历史源远的国家却并不是新鲜事了，这一认识无疑是惊人的。而尤为让人扼腕的是，每一个问题的本质都未曾改变，因为悲剧性的结果也一再出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做过的诸多探索，早已有人付出了惨烈的牺牲——甚至搭进了整个政权。而总是着眼于当前和未来的我们，却很少会回过头审视那“遥远”的过去、了解先人走过的路和留下的教训。

可幸，吴晓波为我们打开了这扇大门。以史观今，是每一部历史最核心的价值所在，从这一点上来说，《跌荡一百年》的价值怎样估量都是不为过的。

因此，我认为这本书以及它的姊妹篇《激荡三十年》，足可以各买上三套：一套放在触手可及的桌边或床头；另一套束之高阁，以免前面那套被人借走不还；再一套留给我们下一辈，它们的价值，我相信不是岁月可以冲刷掉的。